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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标题:王岐山、易纲、周小川、马云重磅发声!信息量太大

  10月24日,中国金融40人论坛联合各组委会成员机构举办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在上海开幕,峰会主题为“危与机:新格局下的新金融与新经济”。

  王岐山、易纲、周小川、马云等共话全球经济变局,信息量很大,一起来看看。

  王岐山:中国金融不能走歪路、歧路、邪路

 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在沪举办的2020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,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致辞称,要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。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。

  “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,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,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。要坚守金融发展基本规律和金融从业基本戒律,紧贴企业生产经营,抓住市场新趋势、新机遇,支持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,使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,健康发展。”王岐山表示。

  下文为致辞原文:

  各位嘉宾:

  欢迎你们出席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。

  当前,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肆虐全球,触动国际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文化、安全格局深刻调整,世界经济深度衰退,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,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思潮盛行,国际环境日趋复杂。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变革的时期。

  也要看到,人类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。各国利益紧密相连,命运休戚与共,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,科学技术加速迭代,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不断涌现,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。团结抗疫,共克时艰,合作共赢是全世界唯一正确的选择。我们要通过历史、文化和哲学的思考增强信心,以全面、辩证和长远的眼光认清大势,勇于创新,在危机中辨析新机,于变革中开拓新局。

  各位嘉宾,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。经济发展前景向好,同时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也在上升。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。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,贯彻新发展理念,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,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。

  新发展格局重在顺应变化。近年来,中国经济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,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强劲。未来,中国经济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。我们将坚持供给侧结构改革,继续扩大内需,更多依托国内市场,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有效性。不断提升需求牵引供给、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。

  新发展格局重在转变方式。要把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,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双驱动,从两头在外转向自主与开放兼容,消除要素流动障碍的阻滞,畅通国民经济循环,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,扩大交易范围,推动分工深化,提高生产效率,促进财富创造。

  新发展格局重在进一步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,要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,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,更好发挥政府作用,稳定发展预期、政策预期、制度预期,打造更加法治化、国际化、便利化的营商环境,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经济新体制,更加主动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,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。

  各位嘉宾,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。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项长期、复杂、艰巨的任务。当前,全球金融经济环境变化剧烈,既要坚守底线,也要灵活应对风险挑战,勇于除旧立新。

  要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。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。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,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,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。要坚守金融发展基本规律和金融从业基本戒律,紧贴企业生产经营,抓住市场新趋势、新机遇,支持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,使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,健康发展。

  要坚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。金融业遵从的安全性、流动性、效益性三原则中,安全性永远排在第一位。要加强制度和能力建设,使中国金融企业经得起开放条件下市场竞争、经济周期变化、外部冲击考验。要标本兼治,用经济发展的增量削减风险,用规范的方式应对风险。在市场化、法治化的基础上,有序处置风险,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。

  要坚持金融创新与加强监管并重。近年来金融新技术广泛应用,新业态层出不穷,在提高效率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金融风险不断放大。

  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。要在鼓励金融创新,激发市场活力,扩大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能力之间寻求平衡。要加强基础性、制度性建设, 提升队伍素质,强化监管手段,寓管理于服务之中,使金融业更好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  最后,预祝本届峰会取得圆满成功,谢谢!

  易纲:推动金融业开放

  应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

  会上,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围绕金融业对外开放发表了演讲。易纲指出,尽管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步伐很快,但在外资机构的准入和展业限制解除后,仍面临不少的操作性问题,因此要全面实施主权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。

  此外,他认为,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市场主导,监管部门要减少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限制。新形势下,可以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,进一步完善对本币使用的支持体系,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。

  易纲表示,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,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。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,不仅要便利商品和要素的流动,还要推动规则制度型开放,增强制度的竞争力,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。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,也有利于全球经济。

  他强调,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。金融业开放不仅引入了机构业务、产品,增加了金融要素的供给,还促进了制度和规则的完善,促进了金融制度的供给,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,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  回顾近两年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成效,主要表现在三方面:

  一彻底取消了银行、证券、基金、期货、人身险领域外资股比限制,外资金融机构积极扩大在华布局。2018年以来,新增外资控股的证券公司有8家,外资控股的基金管理公司增加了两家,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增加了20家,标普、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。

  二是不断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,比如,不再对外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单独设限,实现内外资一致,允许外资银行经市场化评估后,获得债券投资工具的主承销资质,允许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获得基金托管资质等。

  三是持续提高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程度。易纲指出,今年前9个月,外资累计增持中国银行间市场的债券7000多亿元。近期,富时罗素宣布将中国的国债纳入其世界国债指数。

  易纲表示,应当看到金融业开放是互惠互利的,金融业是竞争性的服务行业,开放竞争有助于中国自身金融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升,外资进入中国市场,也能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红利,实现互利共赢。

  当前金融对外开放正在持续深化,在易纲看来,持续推动金融业开放,要营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金融展业环境。具体而言:

  一是全面实施主权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,推动开放理念和模式的转变。易纲表示:“尽管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步伐很快,但我们在同外资金融机构、境外央行沟通中也注意到,外资在机构准入和展业限制解除后,仍需申请诸多许可,面临不少的操作性问题,对金融业的开放诉求依然比较多,这表明金融业向负面清单管理的转变,还有不少工作要做。负面清单与金融业持牌经营并不矛盾,在负面清单的模式下,金融业的准入和展业也必须满足资质的要求,持牌经营。负面清单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也不矛盾,在负面清单的模式下,监管部门可将更多的资源从准入管理转向事中事后监管,实现监管效能的提升。”

  二是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。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,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“自动稳定器”作用。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市场主导,监管部门要减少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限制。新形势下,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,进一步完善对本币使用的支持体系,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。

  三是在加快开放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,加强宏观审慎管理,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,建好各类“防火墙”,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能力,使监管能力和开放的水平相适应。

  易纲表示,在新的形势下,会针对当前的不足,对标高水平开放的要求,推动金融业开放取得新的更大的进步,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。

  周小川:“一带一路”并非债务陷阱

  中国积极发起G20“缓债计划”

  峰会上,中国金融学会会长、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发表演讲称,“一带一路”并非如同个别西方国家所说是中国所设的“债务陷阱”,相反,在新冠疫情加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本付息负担的时期,中国是积极发起和参与G20的“缓债计划”的国家之一。

  周小川指出,确实新冠疫情加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本付息的负担。另外疫情之后的复苏不仅仅是取决于发达国家,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量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,能不能成功克服疫情实现复苏。

  “如果在这一期间,一些低收入国家因为还债,挤占了大量的财政资源,就会减少他们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拨款或者是这方面的能力。在疫情以后也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发展的融资能力,(融资能力)将会变弱。再有是债权人方面,如果发生债务违约或者是显著地进行债务重组,包括像AIIB(亚投行)这样的机构,其财务健康性受到损害,会影响到未来的融资能力、评级、服务“一带一路”的能力,这个长远影响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。”周小川称。

  他提到,最近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,中国积极发起和参与G20的“缓债计划”,但是疫情比较复杂,疫情过后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还是需要研究的,并不意味着当前的缓债,就一定是疫情后的债务重组,就一定是减债和消债。此外,需要区别哪些是疫情导致的债务困难,其实疫情新增加的债务负担总体来说数量并不多,有很多高杠杆债务实际上都是在疫情发生前形成了的。因此,还要注意不要出现道德风险,所以说是很难找到统一的办法,还是需要根据各个国家债务情况来寻找不同的解决办法。

  目前,一些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视疫情后未来能力的建设,特别是互联互通、“一带一路”基础设施的建设,以及未来生产能力的建设。有些国家不愿意轻易违约或者申请债务重组,因为他们考虑的是自己未来的信誉,未来在国际市场、在“一带一路”合作中所处的地位,他们希望未来有更多能力。与此同时,未来的发展道路肯定是大量依靠贸易投资的自由化,依靠多边主义,当前的一些政策选择既是关键,同时也不能顾前不顾后。

  至于一些对立面的说法,周小川称:“这些说法的对立面是有些人试图借这个机会推卸过去自己的责任,把问题都说成是别人搞的陷阱,唱高调,或是自己主张请客,并且让过去的东西就算了,拉倒了。但是请客他又说我自己不出钱,你们去出钱,所以出现了有这样的现象。”

  “我们不是授人以鱼,而是授人以渔。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当前有一些议论,强调给发展中国家送点礼或者是减点债什么的,这很有点像是给好处,但是更关键的是应该如何促进他们将宏观经济搞好,能够将基础设施搞上去,将生产能力搞上去,为未来长远发展奠定道路。”周小川说。

  除了“一带一路”债务问题,周小川还十分关注储蓄率问题。

  他回顾道,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,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是伯南克,他从储蓄的角度看次贷危机的原因,认为亚洲,特别是中国过剩的储蓄涌到美国,导致了次贷危机。这里面也涉及到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,多余的货币就容易找避风港流入美国,这是一种说法。当时在讨论中周小川回应,这个现象是存在的,但是其主要的原因和亚洲金融风波有关系,也就是1997、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波中,不少发达国家的对冲基金冲进亚洲市场,亚洲国家受到冲击好不容易恢复了,他们是有扩大出口和增加储蓄等动机的,这些储蓄的增加在随后就变成了“一带一路”债权融资的主力军。

  他举出数据称,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波前,GDP的储蓄率是在35%左右,但是亚洲金融风波以后就开始迅速提高,提高到最高时也正好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,那时候达到了51.8%。但是随后我们也有扩大内需的政策,最近习主席强调了“双循环”,特别是内循环的作用。在这一系列的政策之下,2019年年末,中国的储蓄率占GDP中的比重降到了44.6%,目前看来还会进一步地下降。

  他坦言,疫情对于储蓄率的影响,目前还看不太清,因为它既有增加储蓄的方面(作用),同时也有减少储蓄的方面(作用),这还要进行密切地观察。全球的平均储蓄率在过去10年、20年中,平均是26.5%,所以中国是大大高于这一水平。同时东亚有一些国家也都是明显高于这一平均水平,而低于(这一水平)的主要是美国,美国就是一位数。从储蓄的角度看融资能力和资金配置是一个重要地角度,也是对于那些阴谋论的反驳,否则大家会说中国人均GDP不高,还拿那么多钱搞“一带一路”,是不是确实有什么阴谋上的考虑。

  “现在的情况就是东亚(包括中国),目前是债权融资的主力。大家知道过去主权融资的主力是在巴黎俱乐部,目前东亚(包括中国)已经超过了巴黎俱乐部主权债的总额。其实,中国这些投资除了去‘一带一路’以后,也有相当大地数量是投在美国、北美和欧洲,但是当前局势的变化,他们对中国议论很多,也有很多不友好的政策,保护主义的政策。”周小川提到,但是再往远看,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进一步地变化,就是在“双循环”特别是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情况恰,内循环将会更加畅通。同时年轻一代的储蓄率在明显下调,这里面有好的方面,有助于扩大内需;也有令人担心的方面,就是一些年轻人过多地靠借债过度消费、奢侈消费,将来是不是好事也不完全知道,但是总的来说储蓄率会进一步地调整。所以未来,“一带一路”的融资格局会与此相关。

 

  马云: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融资定价

  在美国市场之外

  峰会上,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也奉献了一场演讲。他直言当下“今天是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文件太多,政策太少。最怕监管到后来,变成了自己没有风险,自己部门没有风险,但是整个经济有不发展的风险。”

  他表示,P2P根本不是互联网金融,但今天不能因为P2P把整个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创新给否定了。

  “中国怎么可能在几年内出现几千家互联网金融公司?我们是不是应该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诞生的。”马云说,好的创新不怕监管,但是怕昨天的方式去监管,我们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办法来管机场,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。”

  在演讲中,他反复谈及“面向未来”:“我们常说要和国际接轨,今天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怎么和未来接轨。世界期待一个真正为未来而思考的全新的金融体系,这种真正的创新一定会付出代价,我们这代人必须为未来担当!”

  在马云的观察中,与金融体系已经运转几十年的欧洲完全不同,中国当下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,而是仍缺乏健康金融系统的风险。欧洲需要巴塞尔协议去解决金融系统过度复杂、老化的“老年病”,但中国的金融业和其他刚成长起来的发展中国家一样,还是青春少年,还没有成熟的生态体系,没有完完全全的流动起来。大银行是大江大河和血液的主动脉,但还需要湖泊、需要水塘,需要小溪小河。

  而要建立生态系统,就必须坚持创新,真正的创新,一定会犯错误,问题不是怎么样不犯错误,而是犯了错误之后能不能完善修正坚持创新。

  马云还就金融业的抵押、担保模式发表观点。他表示,有的企业家把资产全抵押出去,压力很大,动作就会变形。还有一些人肆无忌惮地贷款,不断加杠杆,负债搞得越来越大。银行喜欢给好企业、给不需要钱的企业贷款,结果让很多好企业变成了坏企业,形成多元化投资,甚至把钱转出去做一些完全不符合自己需要的事情。

  而评价这个体系的唯一标准是普惠,绿色,可持续,背后是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是否起决定性作用。他以P2P为例,指出“P2P是一批打着互联网金融幌子,拿着合法牌照的骗子。”他说,只有专家和学者结合起来,只有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,才能真正去创新,解决今天和明天的问题,我们需要来自实践的理论,不是来自办公室理论的实践。

  7年前,马云曾经预言,未来30年,技术驱动的互联网金融有很大机会,今天他再度预测,如果用未来的眼光打造30年后世界所需的新金融体系,数字货币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核心,“我们应该问自己,数字货币到底要解决未来的什么实际问题?这个数字货币不是从历史上去找,不是从监管角度去找,不是从研究机构去找,而是从市场去找,从需求去找,从未来去找。这件事事关重大。”

  “我们这一代人做这个改革,结果可能是下一代才能看到,我们可能就是负重前行的一代人,但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机遇,也是给我们的责任。”马云说。

  目前正是蚂蚁金服上市的关键时刻,马云透露,昨晚(10月23日)在上海确定了蚂蚁金服的上市定价。如此大规模IPO的定价首次在纽约之外的地方完成价,是历史第一次,在5年前甚至3年前想都不敢想。

   

 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每经APP(记者 宋戈 肖世清)、

  证券时报、21世纪经济报道等

   

【编辑:春准俨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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